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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3月29日 星期三

評《做工的人》及其後續效應隨想


這幾天讀了林立青《做工的人》,然後看到這本書好像15刷大賣,我心裡就在想,營造業出身的工薪、承攬工程自營的勞工「識字」,會不會讓其他坐辦公室的勞工很驚訝呢?

不只是「識字」,還要會說故事,說得還比「不讀書」的記者們還要好,這更是讓兩千三百萬小寶寶都驚呆了!



人們會無知的「驚異」於有工地勞動者能夠把他們的故事寫的如此鉅細靡遺,讓人可以瞬入他們的世界,遺憾自己沒有「體驗」過這樣的生活,還能看點文字充充飢,「沒吃過豬肉起碼看過豬走路吧?」這句話在當代要倒過來說,多數人是沒看過豬走路,就像是工地工人的生活已經逐漸遠離多數受高等教育長大的民眾,才會如此的「驚異」。

也因此出現另外一位在工地勞動的工人鄭竣展,在臉書上發了篇動態,被獨立天下收錄(鄭竣展:旁觀他人之痛苦──我的苦難,不該是你的故事),他認為自己的苦難不該被林立青化作詩意的文字,然後讓他人來垂憐、悲憫、同情,工地工人的痛苦不該成為其他場域工人的感動。

Paul Willis在《學做工: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》討論到工人階級的子女為何會子承父業,很關鍵的因素是在學校教育當中,他獲得了某種反的能動性,因而「看穿」,使他們對於中產階級出身的同學嗤之以鼻,覺得他們都是「書呆子」,搞不懂成為模範生的好處為何,畢竟模範生的標準也都是他們訂定的,跟工人階級的「小子們」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。所以他們選擇中學畢業後就去車間工作,工作賺錢可以讓他們活得更好,可以泡妞、買車、結婚、生子,「書呆子」們還在汲汲營營的努力大學畢業、研究所畢業,好準備將來找份好工作的時候,「小子們」早就領先他們一步投入生產,這讓他們反倒是引以為傲,這是1970年代的英國的工人階級,體力勞動是理所當然的生活。

人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多少會遭到師長輩們勸誡,「好好念書,不然長大做工」,做工,不是指當勞工,成為一個受薪階級,而是指做粗工、工地、營造、清潔等在職業類別當中較為危險又沒人願意做的工作,多數的人在長大後都是在「服務業」打拚,做工廠、當農夫的人越來越少,跟整個都市化的傾向與產業需求有關係,而吹著冷氣的7-11店員就比在工地勞動的工人高尚?這倒是令人費解的部分,就像是替代役不應該去煎鍋貼,但可以到科技業賣肝寫程式,這是許多人眼中高低差的職業階序。

營造業工地的勞動條件很惡劣、當代的勞動現場很惡劣,大致上是林立青書中提到、鄭竣展文中也提及的那「連受高等教育的人都無法改變的體制」,而勞動現場的惡劣在各行各業皆然,對於習慣豢養慣老闆的社會,勞工居於弱勢,但彼此之間的「弱」,我倒覺得是「不可共量」,沒理由誰比誰更弱的問題,是平平都很弱。

勞動條件的惡劣需要集體力量去抗衡,工地工人在林立青書中多數像是一盤散沙,其實跟多數在辦公室吹冷氣,該產業無工會,成天被強迫無薪假、領低薪的工人相去不遠。工地工人高空危險作業無法符合公安標準,辦公室工人的加班無加班費、責任制工時無上限也是不符合標準,都是無法與資方抗衡的狀態。

每個悽慘的工人都會有自己的「小確幸」,工地工人可能是喝酒,好讓自己忘記身體的苦痛,辦公室工人可能就是去「買本看起來比自己慘的工人的書」,讓自己變得有點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「優越感」,從「原來工人也會寫字」當中吸取感動的淚水,頻頻稱讚林立青是工地人類學家,然後轉頭對人類學家寫的工地生態不屑一顧,因為高等的學術規格很難懂。

寫作者的身分會影響觀者的想像,不知道多數人是怎麼思考寫作者的背景,或許真有少數人是以「寫作維生」,但多數的寫作者都有兼任多重身分,他可能是一個沒有勞保勞退的兼任教師月薪不到兩萬,只能靠寫書賺錢;也可能是年薪百萬的經理人,傳授經營祕訣,是個副業;還有專職寫勵志書的出版人,隱去其名,只是不斷地傳遞「正向能力」。也就是說,對於生活有感的人,在普遍識字的年代,都還能在Facebook、Twitter上發一兩句牢騷,內容也可以很文青,端看心得的深淺差異,以及引用的句子是否來自高深的書籍。

苦悶,有時可以是寫作的緣起,有些人在軍旅生活中寫作、有些人在流放異地時寫詩,這些都是常見的「紀錄文」,或許也都不具有積極的「行動性」,能夠藉著言說去改變現實生活,多數是記述心境、故事的文類,所以林立青也很坦然地在每篇的最後,都會導入一種寓言式的反轉,會突然從工地底層,升上頂端,有種看著這些工人的苦難很說不過去,但自己也很明白不是跟他們真正一夥的底層,這點我覺得可能是常覺得錯愕之處,有點像是往下看的悲憫視角,卻又無力改變的「慈悲」,「什麼也做不了」。

工作這回事,工地工人拿命去博,許多文案工人、廣告發想工人、行政助理工人等也是得拿腦力去換取創意、再用創意換點工薪,如此而已,熬夜想點子跟寫文案應該也是會爆肝死人吧!也是拿命去博,還不見得能拿工傷證明呢!

林立青的無能為力,跟鄭竣展眼中高等教育的人也無法翻轉自己為奴的狀態,應該要直接面對的是無論學歷高低、技術好壞,在當前的社會當中「工人群體」是被資本家打著玩,毫無招架之力,包商要砍成本就是縮減工人的日薪、企業要節省成本就是規避加班費,甚至連整個政府都陪著大包商、企業家們剝削勞工,一下子砍工人的國定假日,另一手又把工時調高,讓他們實質收入減少,企業有更多「減少人事支出」的獲利。

細節的去看都會像是工地工人的包商、轉包商在壓迫工人,就像是大企業中的人事部長在逼退員工,但實際上這些不同層級的壓迫,還都是受到上方管控的壓制結果,勞工(受薪者)內部互毆的狀況反而讓真正的獲益者沾沾自喜。

任何命定的悲苦,都是牢籠,把自己夾在只能低語呢喃的狀態,而無法邁進一步,反倒是卡在大老闆們「共體時艱」的框架當中,處處喊著大環境不好,工人也要相忍,最終忍到苦情悲憤,卻還是「無能為力」,這樣真的有在拚命一搏嗎?還是僅僅為了眼前的「小利」相忍,卻放掉了工人階級長遠的「大利」,不再與資本家進行實質的較量,僅剩對於失意工人的無盡悼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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